洞头区政协召开八届七次主席会议

《说文》谓乾，上出也，从乙，而乙，像春草木冤曲而出。

进入后经学时代，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重新回到经典，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下的方法、观念发扬经学精粹，反映了经学诠释范式的丰富性与生命力。6 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后者相较前者，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焕发了经学的活力，维护了经学作为中国之学的主体性地位。明经之志，君子无所争也。为臣事君者，教之事其国之主，以死报其国君而为忠。（同上，第13b-14a页）君与民之间有天然的契约，即是天道。郑释《大诰》之诬，因《康诰序》为之也。

他在《与简竹居书》中提出，《康诰》写作的历史背景时值周公尚未修定礼乐，其时周公及武王者，受至末命，故泣涕共手以承之。【10】陈壁生也说此书：谨遵师说，故其《孝经》之学，极重辨析经注之义，兼采汉宋之说。三是在清代学术知识谱系扩大的背景下，由区别通经与治经进而打通经传系统，合理处置经史关系，保证以经学在经世的过程中作为既作为价值范式也作为知识范式的双重主体地位。

若唐以雎阳之守而存也。郑玄、朱熹提供的经学诠释范式意义是汉宋经学家诉求的标杆：前者总结了两汉今古文经学，后者在佛道的冲击下，吸收了二家丰富的义理架构和概念辨析方法。背其君子而惑于小人，何其忍为乱臣贼子而干君父之诛也。2 《朱次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8、41页。

今江氏、王氏、孙氏于此皆从郑焉，非执汉学之失而不辩邪？凡若此者，皆三诬之宜去者也。而后来清代汉学家江永、王先谦、孙星衍都继承了郑玄这一错误解释。

君主者，一君而二民也，民主者，其一君而二民乎？其二君而一民乎？彼执古而言，论自由者曰：今居中国，君主之国也。对于简朝亮的观点，章太炎从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同见解。《孟子》所以言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经学之外，简朝亮晚年撰写的《酌加毕氏续资治通鉴论》八卷，也是基于朱次琦经史互证观念，并结合朱次琦生前讲学中极力推赞的清代史学家毕沅《续资治通鉴》一书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著作。

此宋注明义理者，以训诂而明，此其训诂之长也，盖叶于经者之为长也。其四行五学施教纲领调和了汉学、宋学两种经学诠释范式，提出学者治学首先应以修身与躬行实践为根本目标，以五学（经、史、掌故、性理、辞章）为用，力图在扩大知识谱系的同时，维护经学的主体地位，尽现经学的教化与经世功能。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20 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后序》，《读书堂集》卷五，第13a-13b页。

21 陈少明：《走向后经学时代》，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2、45页。（《朱次琦集》，第39页）通经除了将经学从客观的知识对象拉回实践视野，也使学者在经学之外，有精力处理知识系统的扩充，即学者在经世过程中还须恰当处理经学与史学、子学、金石、地理、测算等新学问之间的关系。

若《诗郑笺》之于《毛传》，若《周官》后郑注之于先郑说，皆补之正之，而有叶也。如师从顾颉刚、擅长以古史辨学派辨伪方法考证《尚书》的刘起釪认为，简朝亮的《尚书述疏》，其解释大都为古文之说，偶采宋儒新解。

而道咸之际的经学的发展则不然，其不宋学而汉学的方式，可谓经学史上变之变者。在《美术丛书》中，邓实在倡导以美术为国民施教化的同时，再次借助君学民学来谈中国古典艺术的复兴和人文思想解放问题。《史记》称孔子教弟子者足徵也，博约之教，乃开后学。惟求其学之叶于经而已矣。君主而察于民议，风诗谏鼓，上酌庭询先王之道，所以天下莫彊也。摘    要：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

他指出：通经将以致用也，不可以执一也，不可以嗜琐也。所云子云、子曰、子言之曰皆子思子也。

简朝亮认为：伪者以为人心危而道心微，故道精于一，惟精者在唯一焉。在简朝亮看来，郑玄把王若解释为周公以权称王，把摄解释为周公摄位而非摄政，导致后来的政治历史循此以为僭政之合法性依据，对于以书明教的经学教化起到了严重破坏，亦与《春秋》中提供为文之法相违背。

在《国粹学报》第二期上，邓实、黄节刊登了简朝亮就《新学伪经考》一书写给康有为回信，信中书道： 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尊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以民非君无能相与安也，道在尊君也。

陈少明指出，后经学时代至少包含两层意义，其一，在社会政治层次上，经学失却其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中国社会形式上走上法理化的时代。其在《礼记》中者，《坊记》《表记》《缁衣》，其别皆称子言之。在朱次琦看来，无论汉学、宋学，还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由此衍生出的训诂、考据、微言、义理等诠释方法和解经范式，都应平等地视作经学自身发展下的衍生产物，后来者一旦跳脱前者，亦即将其中某一种方法作为唯一诠释范式，不再考虑其他诠释范式及其所揭示的相关经学价值观念，都将破坏经学的体用一源性及其诠释的开放性。因此，国学与经学的问题，过去、现在及将来还会不断被提出23。

在朱次琦看来，经学的诞生源自秦焚书过后的典籍整理，故经学的初始功能自然更接近清代汉学偏文献整理的面向。四、结语 桑兵指出：经学在中国，从来不是纯粹的学问，在国学的包裹下，对外还有显示国性的一面。

书教宜明，则孔子所谓其国教者宜明也。但西学的冲击，促使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从古今汉宋之争走向中西之争，经学应该如何回应？ 在简朝亮看来，汉宋今古之争不能脱离经学历史上出现的典型范式，经史之争与中西之争则仍要从经学作为中国之学主体性的话题展开。

三、走向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 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学确实如九江所言，已历经数次变之变者，其最主要变化，是从古今汉宋之争进入到中西之争的问题上来。二者在五学中次序，表明汉宋学都应该统一于经学的头脑之下，皆不可独大。

首先，朱次琦看重的即不是汉学中考据训诂方法，也非理学中纯粹的形上学，而是二者之中可为经世之用的部分（汉学中取经世相关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制度学等学问，被其统筹在掌故之学下。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1页。又指出：朱子之说，其于文也，则误之乎伪经。虽然顾炎武、方以智等学者在清初便发出以经学即理学藏理学于经学等兼采汉宋、以经学促经世的先声，但清代学者在大力扩充经学作为注疏之学体量的同时，经学过往面向个体提供教化的简易特质也在追求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客观化研究中被替代。

回望九江学派三代学人，其所提供的经学诠释范式尊重过往诠释历史提供的经法，但又不以其中某一家一派，某一种方法、范式作为唯一标准，从以经学为主体再到知识谱系扩大化背景下以国学、哲学、艺术学等新学科范式下的经学诠释，九江学派所提供的参鉴意义或只在于我们文化上的自主地位，即不是‘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使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牢固，根深才可以叶茂，必须坚持文化自主性，并且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滋养我们自身。【2】这里，朱次琦提出《礼记》中的小学概念进以与清代汉学强调六书小学进行区别，其朱子《小学》，小学之道一句，尤其反映了他所强调的小学不是进入经学研究的工具学问，而是理学家从经学中提炼出的面向个体进行教化的修身学。

25 景海峰：《儒学与诠释》，《国际儒学》2021年第1期。朱次琦、简朝亮二人的经学观念重点抓住了清代经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和症结，也留意到史学、子学等新知识谱系扩大等问题。

《论语述疏》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核心，结合汉宋经学注疏史的成果，从经文文本出发，重点辨析了朱子《论语集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疏》之间的差异，进以对其背后牵涉的汉宋义理冲突进行诠解。必知诸经有逆而倒叙，断而遥接之文，然后《雒诰》之义皆通。